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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

主动思考和被动思考 有两种学习或者思考的情况,我们应当加以区分。我们可以将这两种情况一个叫做主动学习,一个叫做被动学习。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宏观的长期的,一个是微观的短期的。当然,他们相互渗透,不可能简单归类。但是应该意识到此间的区别,这对我们平时读书用脑都有帮助。 主动思考可以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广泛到可以包括一个人为自己人生规划所做出的思考的总和。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随着自身心智慢慢成熟,开始有着自己对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一般是来的越早越好。主动思考的一个例子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这本身就是个浩大的工程。我们想做出真正合理的判断,往往需要集中很多方面的思考。其中包含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体系,我们的生活环境,甚至还得将自己的独特的有别于任何其他人的特点仔细考虑进去。但是这个例子太过庞大,没法一概而论。另一个是学一门外语,也是一个主动思考的好例子。总的来说,主动意味着你必须有统筹规划的能力,用耐心和毅力给自己做保障,而且还要很勤奋。当然,主动思考所带来的回报也最大,它真正可以改变我们的精神面貌乃至提高整体素养,从而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每天所面临的实际上都是被动思考。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个很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不由我们选择。我们实际上花费大量力气做的事情,有时候不容易直接看出与长远的未来目标有什么联系。比如,我们为了学外语,实际上做的却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外语考试,而考试是典型的被动思考和被动学习的例子。我前不久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我尽管觉得托福考试是一门设计的极其合理的考试,但是也避免不了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过分强调考试实际上阻碍了学习进程本上。但是,由于考试有确定性的目标,有可以遵循的‘高效’的复习方法,这些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误解,以为这些是学习和思考的真正目的。这样的误解越深,造成的影响越坏。 被动学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允许一个人在短期内思想很懒惰,却可以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我们说,当我们预备花费几个小时背背单词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效率都差不多。(我从来不相信有些人记忆力超常这种传说。)纯粹的记忆作为一种用脑过程,其实是最低级的用脑过程。但是它的简单又给了人们犯懒的机会,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此类学习过程实际上充斥了他们几乎全部学习时间。我这样说是有很多现实的基础的。且不说做学生的偷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觉得只要时间花费了便心安理得;即便是名牌学者教授,也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落到这样的低效的思考中去。人的惰性是个大敌。举例说,我学英文十年有余,前期主要都属于非主动的思考,实在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即使教育体制十分的完善,教师水平十分之高,所带来的优势也仅仅在于同在被动思考前提下能提高效率而已。其实对主动思考没有直接的帮助。我们可见到很多学生一旦离开老师的帮助,便没有了自己的主见,便是这种情况。主动思考靠得是主动,这是一个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 而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两种思考都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常常会为了一门考试集中突击;而但凡是上过大学的朋友都知道,突击时候我们可以达到很高的学习效率。这一般来讲当然也是有益于主动思考能力的培养的。回过头来,我们在主动的学习和思考过程中,如果能刻意的把复杂艰巨的任务分化成一些阶段性的任务,而对每个任务做出详细的要求,把它变成被动的思考,这又反过来对宏观规划甚有益处。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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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做不好做不成 那些凄凄戚戚,一心只‘想要朋友’的人,从来结交不到朋友。——C.S.Lewis, ‘四种爱’ 我对生活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发现下面的事情十分的普遍。当人们集中他们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排他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结果是做不好,这跟他们的预期恰恰相反,跟他们的投入相比十分不对称。从我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在身边便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上大学之前,我身边的几乎全部的同学都把那么多精力投入到准备高考中去,包括那些所谓的‘学习不好’的孩子。他们也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甚至我还了解到一个更极端一些的例子,这个一个跟我差不多同龄的孩子。他因为高考失利而反复重考,有时候会读上几年,但是遇到不如意又走回头路。去年,他放弃一切重新参加高考,依然成绩不甚理想。而他的母亲一直采取陪读的策略。结果,数年的大好光阴全部浪费在准备一个无聊考试之上。这基本上是一个悲剧。我之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简单的把原因归结到学习效率低下和长期的逆反情绪。当然这些都是正确的原因,但是并不是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换一个角度,再说说那个母亲,当她每天为孩子陪读,把自己的其他一切都放在一边的时候,她似乎觉得自己已经给了孩子那么多,他想不透为什么孩子那么不争气?其实这在中国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有很多家长把一切都给了孩子。他们从不让孩子做任何学习以外的事情。他们给孩子做好后勤工作,一定要让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顺便说一句,我们多年都喜欢因为这个结果批评孩子,但是显然不是他们的错。——当然,既然你已经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那你还不把成绩搞好?这些家长的生活完全围绕着他们的孩子。他们自己的一切都不重要,潜意识中表明自己为你做了这么许多的牺牲,你难到不知感恩?还考这样的烂成绩?我相信这样的家长在我很近的身边便有许多,而下面这个虚构故事中的主人公简直就是在描写我的一位长辈。 C.S.lewis在‘四种爱’中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当菲吉特太太去世的时候,他们全家精神大振。每一个成员,都一改原来阴郁的面容,甚至向来十分不可理喻的,也开始有了人情味。菲吉特太太生前常常说自己为家人而活,她可称得上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心中没有自己,她不辞辛劳的给所有人洗衣服,即便他们有钱拿出去洗。他永远给家人费尽心力的工作,给他们热饭,尽管他们几乎含泪的真心抗议,说自己喜欢吃凉的,也毫无用处。如果你深夜未归,她就坐在那里‘欢迎’你回来。哪怕是深夜两三点,也照等不误。你永远可以看到那张虚弱苍白的脸,就像是无声的控诉。她不停的做手工,而除非你没有良心,她做的衣服你不敢不穿。她还对家人的健康特别的关心。她独自扛下了女儿‘体弱多病’的重担,在她的心里,女儿的病不需要女儿自己负责,她只要感恩的接受照顾,爱抚和特殊的饮食。 而看着老母亲如此的辛劳,家人只能帮忙。他们帮助她为自己服务,而他们却不需要这种服务。这已经变了性的爱早已成了一种负担,而菲吉特太太死后,就连‘他们家的狗走起路来都有了精神’。Lewis说,母爱的本能天生就有产生此种情况的倾向,因为这种爱的目的是自身的消除。这个解释很深刻,也很大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但这个解释也只是针对这一个现象的解释,就好象对长期努力又得不到好成绩的学生,效率低下虽然是个正确的解释,但对于我,仍然无助于理解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 我又想到一个例子。一年之前,有一位小我几届的女生告诉我她要增加自己的‘人文素养’,于是她逼迫自己读书和学习几个乐器。这本身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却发现这种素养并不是真正简单培养出来的。很多小孩子很小被逼着学这学那,却常常造成他们成年后对人文学科的反感。人文(arts)本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热爱生活,对他人有足够的关怀,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变成熟,很自然的懂更多道理。知道有一天你觉得有必要把一些感悟讲出来写出来,写的好的,感悟的深的,在旁人看来就成了‘人文素养高’。更有甚者对人文大师的评价居然是:‘口才真好。’这个评论让人哭笑不得,它反映了很多人真实的心态。这些人纯粹为了人文而人文,用一句上点档次的话来说,就是附庸风雅。 当很小的孩子吹牛皮说他读了多少本名著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他即便是读了,也跟没读过区别不大。我小时候度过鲁迅,但是那时的我怎么可能会真正的理解。而今再读鲁迅,看到他犀利的匕首和投枪放到今天也依然很有力量很有意义的时候,我恨不得把之前读过的内容再通通重读一遍。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说:‘我们少时所读的东西,往往意义不大。’我讲的有点远了,但是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做不成的原因是时机不对,我们如果是入门者,就不要装作专家;揠苗助长有着很隐蔽的形式。如果我数学基础并不扎实,让我去读很深的理论譬如说‘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即便是背下来也是空耗力气,这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就在前些天,我的一个朋友还因为一个破托福考试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自己。当他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全都放在一门考试上的时候,却压力过大反而提高不了成绩。类似的故事太多了,多的不可计数。学生们一心想考上名牌的大学,但多数不能如愿,如愿的是那些较早懂得了教育的目的孩子(他们自己都未必知道);商人们一心想发大财,但是多数不能如愿,如愿的是那些只是要把事业做好的企业家(我只讲一般来讲的情况);学术圈子里,这个现象更加普遍。没有哪项学术研究是发发狠劲就能拿下来的。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的误导太严重了。当牛顿或者爱因斯坦废寝忘食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投入进去了。仅仅故意消防他们的表面,仅仅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最后除了破坏健康之外,难道科研成果自己就出来了?我们必须分清先后关系,看明白表面和内在的联系。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专注事实上便耽误了自己一点吃饭的时间。但是不好好吃饭只会对节食者才可能有意义。 上面的种种有一点是共通的,当事人没有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中国人的教育最可悲的一点就是从来不鼓励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思考很难,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有一点晦涩的文章,想就我自己的理解,试图说明主动思考和被动思考的区别。很多人的生活有某种模式,他们一辈子都不打算破坏这个模式。一个人长大后所受到的教育如果跟这种模式相排斥,他们也会刻意的装作看不见。这本质上是懦弱者的表现。突破模式的限制,被高考折磨的孩子会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过度关怀孩子的家长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任劳任怨的老母亲可能不再强求家人听从自己的安排;而勇敢面对生活,从阅读中寻找答案也是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人文素养的最佳途径。 人生陷阱太多,并不是埋头苦干便一定有所成就。原因很简单,如果漫无目的的你埋头挖坑数十年,除了身体上有了锻炼之外,实在不见得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能吃苦当然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它不可作为安慰自己的借口。不怕苦不见得非要找苦吃,吃苦时一定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值得。花费个三五年想清楚事情再做,总比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才发现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来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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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诺贝尔化学奖 精选 已有 4019 次阅读 2011-4-16 16:19 |个人分类:科学|系统分类:科研笔记|关键词:诺贝尔 化学奖 评奖委员会 生物学奖  我们知道: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不时地肯定化学和生物交叉的工作,比较常见的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的工作,有时也给分子生物学。 从2003到2009之间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有5年给生物学研究:2003年钾通道的结构和水通道,2004年蛋白质降解,2006年基因转录的结构生物学研究,2008年绿色荧光蛋白,2009年合成蛋白质的核糖体结构。 结构生物学占了很大比重(2003、2006、2009)。 我们也知道: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经常犯错误,不该给的他们给了、该给的他们没给,两种错误都犯过。 2003年,不应该奖水通道的发现,因为并不足够突出:不是第一个通道(是第几十个通道)、也无特殊性。 2006年,化学家们只重视自己懂的,而忽略了同一科学领域中偏生物、但更重要的工作。基因转录领域,有两项工作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高于解出转录因子的X线晶体结构:发现第一个转录因子(Mark Ptashne)、发现RNA多聚酶(Robert Roeder)。但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过分强调结构而忽略了转录领域中更重要的生物学工作。 基本可以放心:化学奖委员会一如既往地跨界出现错误,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过,化学奖委员会继续给结构生物学发奖时,如果做到一个中等偏上的研究生的水平(比如本文就是给研究生上课过程中两句带过,也是中上研究生可以写出来),就可以公平地奖励一个大家都会公认的工作。谈不上将功补过,可以证明他们不都经常肤浅。 可以奖对于GPCR(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GPCR是细胞膜的跨膜蛋白,一般来说,把细胞外的信号转入细胞内。 GPCR的发现历史很长。第一个是在19世纪发现于眼睛视网膜上。1851年,Heinrich Müller发现视网膜红紫色,认为是血红蛋白造成。年轻的德国医生Franz Boll(1849–1879)实验证明视网膜漂白并提出其物质基础是“红紫物质”,存在于视干细胞,进行光化学反应。不幸他因肺结核而英年早逝。Boll发表1877年论文不久,德国医生Willy Kühne很快继续其研究,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在1878到1882年间发表22篇论文,将红紫物质称为“视紫”(visual purple),发现光化学还原,并用胆盐提取了视紫,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谓的“视干蛋白”(rhodopsin)。Kühne提出,光解构视干蛋白,解构的光化学反应产物刺激视神经。 以后实验证明,视干蛋白确实对视觉非常重要。 从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细胞膜蛋白。不仅对于理解视觉有推动,而且有助于以后研究和理解其他一些膜蛋白。很长时间,这是唯一被较多人研究的膜蛋白。 视干蛋白不仅存在于有视觉的高等动物,也存在于细菌中:用于感光,虽然不能形成视觉。 哺乳类的视干蛋白由约350个氨基酸连接组成。到1970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究者获得其9个氨基酸顺序,1977年美国的Hargrave获得其16个氨基酸顺序。1983年,通过分子生物学帮助,Hargrave等和俄国的Ovchinnikov等分别推出牛视干蛋白的全顺序。 1960到1980年代,发现G蛋白调节很多递质和激素的受体,这些受体就都称为GPCR(G蛋白调节受体),氨基酸顺序类似于视干蛋白。因为发现G调节蛋白和提出GPCR概念,美国的Alfred Gilman和Martin Rodbell获1994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这样,研究视干蛋白和研究一般GPCR实质是同一类研究,差别只在于视干蛋白参与细胞对光的反应、其他GPCR一般来说参与细胞对细胞外化学分子的反应,2011年3月发现果蝇视干蛋白可能参与对温度反应。 用X线晶体衍射研究蛋白质的空间三维结构,是理解蛋白质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在分子和原子水平上理解生物分子如何起作用,还可以通过结构提出合理的方法设计新的药物,所以一直是生物与化学/物理交叉的一个重要领域。不仅以上提到的2003年以后多次诺贝尔化学奖给结构生物学,以前也较多,如:1962年Max Perutz和John Kendrew,1964年Dorothy Hodgkin,1982年Aaron Klug,1988年Johann Deisenhofer,Robert Huber和Hartmu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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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美的句子(英汉对照) 热度 22已有 190 次阅读 2011-3-17 13:13 1.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 1.One is always on a strange road, watching strange scenery and listeningto strange music. Then one day, you will find that the things you tryhard to forget are already gone.   2.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得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来爱你。 2.Happiness i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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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 饶毅 自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马立斯发明多聚酶链反应(PCR)后,这一技术给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可以大量扩增极微量的DNA。这个技术,除了用于生物学研究外,也给其它行业或学科提供了新方法。因为这一技术的极高敏感性,每个使用都面临着是否正确、谨慎,避免假阳性结果和污染的问题。 考古学家,对于PCR的应用最初有很大的热情,希望以此帮助他们分析古老样本中的DNA。经过7、8年的实践,觉得这一技术有有用之处,也有局限。局限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前面提到的污染问题,这是所有PCR应用都要注意的问题,在考古上又更突出,因为样本的野外来源和时间的久远。第二个局限是DNA化学性质变化的问题。DNA的自发降解,主要是因去嘌呤化。DNA降解后,是不能再为PCR检测到的。 最近,德国慕尼黑大学帕伯实验室,对PCR在考古上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文章发表在今年五月十日的《科学》杂志。帕伯是将PCR应用于考古学的先驱和权威之一。他们收集了好些古生物样本,比较了其中氨基酸和DNA性状。他们的结论是:在温带地区(如埃及),DNA保留以几千年为限,在寒冷地区,DNA保存期以十万年为限。超过这些期限的DNA,一般被降解的不再能被检测到了。 他们这种结论自然就给以前声称找到恐龙DNA的报道打上了问号。帕伯实验室特意重新分析了在科学刊物或媒体报道过的4个恐龙样本。一个是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个是美国犹池州的,二个来自南极的。他们重分析的结果显示这几个样本中的DNA不太可能保存下来了,他们也发现这些样本有近代生物的污染(包括南极寒冷条件下保存的样本也有污染)。因为有这二个问题,他们推论从这些样本中取得恐龙DNA的可能性极小。 PCR在考古学中还是有可用之处,但越古老的样本,保存条件要求越高。帕伯实验室发现,存在于琥珀中的昆虫DNA,保存特别好。猜想这可能是琥珀给昆虫样本造成了一个疏水环境,这种环境大大减慢了DNA的降解。琥珀将昆虫样本迅速地与外界封闭起来,又减少了污染的可能。 PCR在考古学上遇到的这些问题,证明了应用一个新技术所需要的谨慎。PCR正确地应用于法医学,也有很好的成功。最近一个例子,是美国、英国和俄国科学家合作,成功地分析了几十年前被秘密处决的沙皇家庭的DNA。证明了乱山岗中挖出的一堆骨头确为沙皇家庭成员及其医生的,并证明了一位几十年号称为沙皇女儿的波兰裔美国人不可能是沙皇家庭成员,而肯定是一位波兰人的亲戚。也就是说,PCR的正确应用仍将会是现代科学的有力工具。 1996年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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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裂的分子原理——一个值诺贝尔奖的科学领域 华盛顿大学 中国科学院 饶毅 细胞是许多生命形式的基本单元。细胞进行分裂是细胞生长的重要环节。过去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酵母,到复杂如人的多细胞生物,通用一个相同的分子机器,控制细胞分裂的周期性过程。这一领域的成果,不仅解答了细胞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并直接推动了包括癌症研究在内的其它领域。其重要性清楚地置其于诺贝尔奖候选范围。 很长以来已经知道,细胞分裂周期是很有规律的。二个大的过程是DNA合成和细胞分裂本身。它们分别发表在细胞周期的S和M期。这二个相中间又有所谓“间期”。这些亚期的循序发生,构成一个整的细胞分裂周期,在不同的细胞其形式大同小异。 对细胞周期研究的突破,来源于对酵母、青蛙和一种低等海洋生物的研究。七十年代初,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哈特沃(Leland Hartwell),用遗传学方法筛选一种酵母中控制细胞周期的基因,他发现的一群基因,成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们研究细胞周期的主要对象。也在七十年代,英国牛津大学的勒思(Paul Nurse),用另外一种酵母找影响细胞周期的基因。他对其中一个基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证明这个基因的产物是一种蛋白激酶。这个酶的激活和失活,是决定细胞周期运转的关键。用青蛙的卵细胞做细胞周期的研究,在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有一重要进展提示有某种显性物质有作用,但这种物质的本质指导八十年代中才开始被揭示。一九八八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马勒,和加州大学圣迭哥校区的纽波特分别领导的二个小组纯化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主要成分之一就是跟酵母中那个酶一样的分子。其中另外一个主要成分后来发现是跟一种叫“循环素”一样的分子。循环素是1983年英国的汉特实验室最早从海洋无脊椎动物中找到的,其特点是在细胞周期的不同阶段有涨有落。这二个分子,特定的蛋白激酶和循环素,就构成了细胞周期的核心机器,从简单细胞到人都相似。 迄今为止,受细胞周期研究突破影响最大的是癌症研究。细胞周期的失调是癌症的根本原因。已经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有一些癌症的产生是因为直接调控细胞周期机器的基因失常。也有工作发现,一些对细胞分裂周期机器有刹车作用的分子,可以用来控制一些恶性分裂。这种性质的研究都是现在的前沿课题。 细胞周期研究的突破,无疑值得给诺贝尔奖。其中美国的哈特沃和英国的勒恩二位特别突出。有无第三位则不易定。至于哪一年得则更难猜了。以前有快的如杨振宁、李政道工作出来一年得奖的,慢的有如基因工程开创者(加州大学的波耶尔和斯坦福大学的科恩)至今还未得奖的。当然得奖是否重要,则取决于每个人的观点了。 (本文于1998年发表于《科技日报》, 2001年以上介绍的Hartwell、 Nurse 和Hunt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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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对人类健康和医学发展产生了质的推动。其成果之一是带动过去十几年医学分子生物学的成长,已经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分子医学。基因疗法就是其中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它的应用范围较广,不只限于传统概念中的遗传疾病,对肿瘤、传染病等都提供了新的治疗或预防途径。 基因疗法是基于对遗传物质即核酸的应用。广义而言,人为地有目的地对人体DNA或RNA进行处理,都是基因疗法。实际应用上,目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跟踪体内细胞,二是治疗疾病,三是预防疾病。 体内细胞跟踪,是将特定的示踪基因,导入一定细胞内, 以后可以靠追踪这个基因来观察这些细胞到身体什么部位,命运如何等。严格地说,这只是帮助一些研究工作,不是治疗。但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辅助一些真正的治疗,比如看疗效或帮助跟踪肿瘤转移情况。 治疗疾病,是通常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基因疗法的用途。理论上,可以有体细胞基因治疗和性细胞基因治疗二种。前者是对个体基因治疗,不影响其后代。后者是对个体的遗传系统进行改造,以至影响其后代的基因。这样,性细胞基因疗法将影响人类将来,有广泛社会后果,因此,社会和伦理的重要课题没有达到人类人类共识前,现在不能进行人类性细胞的基因疗法方面的研究。这个情况主要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在老鼠里,科学家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性细胞基因改造的工作。对人类进行的基因疗法, 现在都是体细胞治疗。迄今做的多的是遗传病的体细胞基因疗法。已知一些遗传病是单个基因变化所造成。如果是功能缺乏性的变化,就可用基因疗法,人为地引入一个正常的基因,从而治疗疾病。这种治疗已有临床实验了。这种用途有几个局限因素。不是所有基因变化可以用引入正常基因所纠正。比如一个基因变化后,不是简单的失去功能,而是起了一个新的功能而造成疾病的话,单靠引入正常基因是不能治病的,这时需要的是要去掉原来的坏基因,换上好基因。这种基因置换型的基因疗法,在人类尚无成功进行。非遗传病的基因疗法有多方面。一个是可以作为给药系统,比如肾透析的病人血中红细胞会下降,常规对策是用红细胞生成素。这种药价格昂贵,长期注射给药也不方便。理论上,可以把红细胞生成素的基因导入体内,让人体细胞自行造药。基因疗法也可用于许多肿瘤的治疗。比如很多肿瘤是因一个叫p53的基因变化所致。将正常的p53导入肿瘤细胞,在有些肿瘤中有治疗作用。基因疗法应用于传染病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科学家重视。特别是病毒类的疾病,常规疗法很少有效。人们寄希望于基因疗法。目前做的最多的自然是爱滋病。 基因疗法的第三大主要应用是预防疾病。这项应用是近几年特别才重视起来的。从其趋势来看有可能是最快能成熟起来的技术。因为制造基因疫苗来防病,用的是基因技术中最简易和可行的部分:表达基因产物。这个产物如果是可以引起保护性免疫的合适的旦白质,就可以有疫苗作用。基因长期表达产物,是多数基因疗法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对疫苗最容易解决,因为疫苗不要求长期产生旦白质,只要短期有足量旦白质产生就可以了。已经有成功的例子,显示可以用基因疫苗替代卡介苗对付结核病。对其它一起常见传染病,比如在中国威害大的肝炎, 基因疫苗的前景也很吸引人。 对基因疗法研究最多的是美国,六年前批准第一次进入人体以来,到现在已有一百多个临床实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提供约二亿美元用于基因疗法有关的研究。而且产业界也兴趣日增,目前产业界对基因疗法的投资,已经超过国家投资。各方面来的信心使基因疗法这个年轻的领域充满活力。在基因载体的完善,转导能力的改进、表达水平的提高,临床应用和观察,疗效判断等多方面,都有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在进行不断的努力。 美国科学家重视的,首先自然是美国常见的疾病。这样,给中国科学家和临床工作者留下了一片需进行研究的领域:中国常见或特有的疾病。对这些病的治疗和预防进行探讨,也是中国人群对中国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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