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

1998年10月13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不仅是华人高兴的消息,也使人们想到为什么华裔多次在物理学获奖、华裔得奖者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先把六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代列在这里。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九七六年丁肇中,一九八六年,李远哲,一九九七年,朱棣文,一九九八年崔琦。也就是说,从五十年代起,华裔基本上是平均十年获一次奖。其中,除李远哲是化学奖外,其他都是物理奖。

我们再来依各位的年龄看一下他们的简历。杨振宁生于1922年,父亲留美回国后长期任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杨振宁1942年大学毕业于西南联大,跟吴大猷做过毕业论文,再在清华跟王竹溪做过研究生后于1944年获硕士。46至4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跟有“氢弹之父”之称的特勒(Edward Teller)获博士,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做的研究得1957年物理奖。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一商人家庭,1943年中学毕业于江西赣州,入浙江大学后并入西南联大。46年赴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有短期工作,195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做助理教授,56年29岁时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正教授,57年李政道31岁获奖时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丁肇中生于1936年,父母都是中国的教授,后在台湾念书,1956赴美,在密执安大学读完大学和研究生,62年获博士。以后欧美来回多次,再在麻省理工学院呆下。李远哲也是1936年生,不过是在台湾新竹。55至59年念台湾大学,59年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做硕士论文,62至65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念博士,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1968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助理教授,73年成为正教授,74年后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1957年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以后留学美国,1967年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此后先到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至今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在最年轻的是1948年出生的朱棣文。他的父亲也是中国留学出来的物理学家,当时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任教,朱棣文因此出生在圣路易斯市。他在罗砌斯特大学毕业后,1976年从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博士,以后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1990年起为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的教授,他的哥哥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六个人的简历,反映了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二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可以在四十年代以前在中国大陆完成大学教育,然后赴美留学,在名校受研究生训练,任教、从事研究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只有在香港和台湾受大学教育者还可以走这一条路,对于在中国大陆受大学教育者来说,这条路到七十年代末才重现,八十年代中以后才恢复到四十年代以前的开放程度。这中间,就从简单统计来看,说中国大陆的应该有的人才数量是港台的几倍也不夸张,这样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只是保持三、四十年代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已有的势头,也可以预计和丁肇中、李远哲、崔琦同代的人中应该有相应倍数的从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样说不光是为那些本来可以作出更大科学贡献的科学家而惋惜,也不难由此推想有多少杰出科学人才在中国大陆丧失了受到理想的教育、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根据杨振宁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回忆,中国政府在1957、1960和1962年三次让他的父亲、数学家杨克纯(武之)(1928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赴日内瓦见杨振宁,其中后两次明显是中国希望劝说杨振宁回国。人们也会觉得奇怪,一方面,去争取已经在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回国,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实际是使中国国内相当多有科学才能的人得不到发挥,也是顺带保证中国自己国内已有人才不能得诺贝尔奖。在美国生的朱棣文得奖象征美国华侨家庭早已脱离做苦工,而进入华裔本就有传统兴趣的教育文化领域。

华裔得物理奖多,现在已经清楚不是偶然的。中国科学发展中,早年投入物理的有很多优秀人才,中国的物理学教育和研究梯队,一直是中国科学技术界最好的一个。我们这里从科学家出生年代来看早期的中国物理学家,可以发现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背景。四位公认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是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和吴有训。其中,北京和南开大学的饶毓泰是1891生,192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南开大学的胡刚复是1892年生,1918年哈佛大学博士,先在清华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吴有训是1897年生,1926年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和北京大学的叶企孙是1898生,1923年哈佛大学博士。这里只列学位来源,并不是我认为名校就一定确定个人成就,但是不可否认,名校出身的人中,总的来说作出好的工作的人的数量要多。而且不是同一专业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具体研究工作水平,而学位来源可以比较简单地显示科学人员的起点。以后回中国的物理学家中,有严济慈(1901生,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的磁学专家施汝为(1901生,1934年耶鲁大学博士),清华和北京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1911生,1938年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生,受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后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胡宁(1916生,1943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高能物理学家李正武(1916生,1951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1920生,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学家戴传曾(1921生,195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中国核武器发展功臣邓稼先(1924生,1950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和朱光亚(1924生,1950年密执安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声学家魏荣爵(195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以上这个表并不全,比如笔者一时查不清准确年代的赵忠尧、王淦昌、吴大猷、彭恒武、周培源等。但是这个不全的表已经可以显示中国物理学界在五十年代以前一代一代有整齐的梯队。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物理学界一部分因为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使一批新的杰出人才成长起来,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学家于敏(1926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理论和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1929生,1951年大学毕业于清华,以后为清华和北大研究生),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理论和计算物理学家郝柏林(1934生,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和苏联科学院研究生)。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大陆在物理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在五十年代后受负面影响时间较长。

因为中国物理科学界的优秀传统,当社会一旦允许后,中国物理学的研究也是恢复的快的一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物理学研究人员有不少论文发表于世界最好的物理杂志如《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和《物理评论快报》(Physics Review Letters)。而相应的,在生命科学的三大杂志《细胞》(Cell)、《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里,人们很少能看到从中国大陆做的研究工作。这并不是说华裔在生命科学领域不行。实际上,中国在生命科学是有一些杰出科学家的,但是,梯队发展晚一些,以后又错过了五十年代开始的生命科学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后面赶起来也就难些。而物理学的大框架在四十年代以前就已形成,这也是对中国物理学的一个幸运的巧合。另,早期华裔对生命科学领域兴趣不如对物理科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难了解美籍华裔中虽然有几位三至四十年代出生的科学家是作出了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的,但是因为年代关系,这些人都是在香港、台湾来美,或美国出生的,他们包括香港出的遗传学家、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简悦威(Y.W.Kan),和钱学森留在美国的表弟的儿子、圣迭哥加州大学的钱永健(RogerTsien)。钱也可能得化学奖,因为是发明化学分子可以用来染细胞内的钙离子等。

华裔物理学家得奖,对中国科学发展有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杨振宁和李政道1957年得奖,使华裔在百年自卑中重新得到自信心。特别因为他们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形成的科学中取得成就,使得华裔不再怀疑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华裔智力上有问题。华裔得奖也常常直接使一些青少年投身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得奖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对外交流有直接和间接推动。同时,华裔得奖科学家也为中国科学起了质量监督的作用,这一点少为认识到。中国物理学较少出伪劣科学家,在一方面是本身梯队强,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设想伪劣科学工作者可能不敢随意出头,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公众都熟悉的优秀科学家所指出。而对比起来,没有华裔得诺贝尔奖的领域,因为公众无法熟悉到最好的科学家,就有机会容易产生伪劣“科学家”。我们还是可以来看生命科学领域。这里,六、七十年代以前,在中国国内非良好的环境下生存和工作的好的华裔科学家可能多于在海外的。虽然当时加州大学的李卓皓已经做出诺贝尔奖级的研究。七、八十年代以后,旅美华裔在生命科学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数才明显多于在国内的。但是,因为他们不为中国公众所知,所以难以起到质量控制作用。一个例子是,七十年代初,中国大肆报道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牛任职于美国费城一所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记清名字的学校(Temple University)。他发表与中国的童第周合作的“发现”:用RNA注射能使鱼的尾巴产生可遗传的变化,这也是号称可以用RNA做转基因动物,而且他们用的RNA是胚胎所来的多种RNA混合物。他们的文章发在《中国科学》,迄今无人重复。实际上以前美国哈佛大学的W.Gilbert到中国指出那些工作的不可信性,但无济于事。当牛氏多次为国家最高领导接见时,人们现在难以设想,那时中国国内有真才实学的生命科学家到底是怎么感觉的,是觉得自己受了压抑,还是国家受了愚弄。这种缺乏质量控制的情况到现在也还是没有解决。一影响大的不良现象出现在生命科学界,而不是出在物理科学界,也许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这种问题的长期存在,是与生命科学界华裔还没有正式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定的关系。这里重复一下:华裔没有的是正式得奖者,做出得奖水平工作的华裔生命科学家已经有了,也不难预计有一些年轻人今后会做出得奖工作。但是,这与物理学已经多次得奖是有时间差距的。

从年代统计数字的回顾,再看过去二十年中国大陆的变化,我们最好的期望是代表科学发展的一个侧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今后在华裔是会更多的。一方面,往后看,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大陆二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没有被中断接受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最好教育的机会的话,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可能早已不是屈指可数的情况了。另一方面,往前看,我们可以预计,再过二至四十年,华裔得诺贝尔奖在中文媒体也许会象现在美国一样,难以被本学科以外的人记清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本土做的研究什么时候可以得诺贝尔奖,因为这不仅是某个工作的水平,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中国国内整个科学水平所决定。八十年代以后出国潮与以前很大的不同是,大批的中国科学人才旅居海外。比较起来,二十至四十年代留学人员多数回中国了,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最好人才虽然受影响,但却都还在中国。而八十年代以后出国者中,最好的人才回国的很有限,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About liuxue

I am a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
This entry was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Bookmark the permalink.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